例外主义，是20世纪50年代后中西哲学界新兴的一种思潮。它提出的一个基本主张是，各种哲学范畴中的“例外”现象并不是与规定的范畴相对立的“异议者”，而恰恰是范畴的实在内涵，是规定范畴的条件。
然而，我们不能忽略例外主义对中国的意义。我国正在加速赶超发达国家，不断拓展新气象、新格局，迫切需要谋求更高层次的发展。这就需要我们拓展思维视野，放弃条条框框，随时准备应对新情况、新挑战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需要高度重视道德伦理建设，提高全民道德素质，让“底线”清晰易懂，大家都能晓之以情、理之以理。
正如例外主义中对于“例外”的解释一样，我们面对前进中的种种困境、问题、障碍时，要有超越“规范”的思考方式，寻找或打造与别人不同的切入点、方法、思路，从而达成所期望的结果。同样，我们也要在建设伦理道德方面，有一些高于规范要求的行动。我们不能总是没有追求、没有智慧地遵从规定，统计影响肯定不会太好。举个例子，咱们可以自发地积极倡导对疫情的防控措施，而不只是一昧地听从规定、接受罚款。这种自发的精神，在今天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
“例外主义”也给我们提供了新思路，对于一些顽疾、难点问题，我们应该学会创造式地召开会议。这些创造思维、鼓起勇气的办法，都与现实意义有极大的关系。
正如例外主义所扩张的思维范式，我们可以打破日渐松散的固有概念和规矩，勇于思考新的可能性，寻找出口及创造机会。除了这种思维方式的优越，我们也需要保持既定方案的灵活性和可变性，进而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效率完成重大事项。